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尤其是美国在衰落,而之前所有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是在美国主导下确立起来的,美国的衰落就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虽然不一定是要“去美国化”,但至少要淡化美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了需求。当然,全世界都十分明白,美国主导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权的易手,事实上,任何单一的国家都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只能在多层次的主体间开展多层次的博弈。
二是原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一方面,传统领域内规制上的不公平、不公正始终没能得到有效克服,甚至实力的衰退与投票权的改革似乎也没有体现公平性。迄今为止,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否决权并没有因美国主导权的衰落而改变。美国的投票权有所下降(17%上下),但依然掌握否决权(85%的绝对赞同票才能通过)。另一方面,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新兴领域里缺乏解释力,既有的规则没有覆盖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高新技术等领域。这可能是改革最重要的原因和动力。
三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需求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新体系的期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参加者,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有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需求。同样,世界众多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了新的需求。但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谁主导公共产品新的供给过程。
不过,一些研究用了“制度替代”这个词,这可能慎提为妥。如果真的是制度替代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新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显然,中国没有这样的目标。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国际角色的新定位问题。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是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因为国际角色定位决定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决定了中国的大国成长路径。
首先看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有限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最初是国际政治体系,然后是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深度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开始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相应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中国究竟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对于中国的国际责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看中国的国际责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为世界减贫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外援助(包括减除、免除债务等)作出了贡献,以及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等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然而,在西方看来,中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经济目的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应该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是刻意承担国际责任。如果不恰当地承担超出自己国家实力和能力的国际责任,就会引起误解、曲解。这方面我们需注意。
最后看中国的成长路径。中国能否跳出“国强必霸”的历史规律?关键是要看中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否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当然,大国成长的路径是由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的适度承担所决定的。当年邓小平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的环境。今天,中国的确是成长起来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了呢?错!发展起来的中国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发展起来的中国更应该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关于制度建设与创新
我们特别强调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路径:国内制度型开放——国内-国际制度互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建设与创新。也就是从内部的对外开放到国际的互动,最终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这里主要涉及中国与世界最关键性的问题,即:究竟是内部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对接,还是国际制度的内化与国内制度的国际社会化?
如果是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对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中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等是存在的,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排外思潮。于是,“对接”就可能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还要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国内制度的国际社会化,另一种是国际制度的内化。国内制度的国际社会化,就是要用国内制度的开放使国内制度的某些要素成为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实现了国内制度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元素在国际制度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建设与创新中还非常少。而国际制度的内化过程往往是被批判的,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把一部分国际制度,尤其是市场制度内化为中国的内部制度。这部分的研究非常困难,尤其是非常难把握这个度。
关于重点方向和新兴领域
在新兴领域里,包括数字经济、海洋经济、气候预测、高新技术等领域里的合作,在此之前,或者说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是没有的。这些内容回应了两点,一点是强调战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没有覆盖这些新兴领域;另一点是制度创新问题,既然这些新兴领域没有被覆盖,那么制度创新最大的可能就是填补这些新兴领域。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将是“补充性”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而不是“替代性”的制度建设和创新。
“补充性”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在此前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例如,上合组织成立的时候主要是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作为经济合作的机制,二战结束的时候,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都没有覆盖中亚地区,中亚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存在。苏联解体以后,中亚成为独立的地缘政治单位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但传统的体系、制度对该地区的现象缺乏规制和解释。中国倡导建立上合组织后,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填补了战后国际制度的空白。“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建立,并与相关国家合作推进的经济发展倡议,其经过数年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从功能和性质上来看,“一带一路”也是对战后体系、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
(原标题:角色定位 制度创新 重点方向——关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几个问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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